彼得·巴拉克申

·彼得罗维奇·巴拉克申是美国最知名的远东移民作家之一,曾出版过七卷本文集,而讲述俄国侨民的两卷本纪实性史诗巨著《在中国的最后乐章》亦广为人知。

1898年9月22日彼得·巴拉克申出生于巴拉巴什(俄罗斯远东城镇。–译注)。父亲是当地邮政所的主管,母亲爱丽丝·弗里曼是一户芬兰移民家庭的女儿,娘家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周边的干沟子。彼得·巴拉克申后来回忆起度过童年的哈巴罗夫斯克时,曾倍感温馨。

学生时代,巴拉克申在格罗杰科沃(中俄边境城市,中国一方口岸为绥芬河。–译注)博物馆与B.K.阿尔谢尼耶夫相识,阿尔谢尼耶夫这位旅行家讲述的森林冒险故事让少年巴拉克申记忆深刻。在侨居的日子里,巴拉克申废寝忘食地阅读阿尔谢尼耶夫的书籍,说不定,他对文学的热爱正始于这些阅读。巴拉克申的父亲对自己的儿子、未来的作家亦给予良多,他与儿子分享自己对俄日战争的感受:战争期间,他在奉天负责军用邮政。父亲带着小彼得经常往来于边疆地区。1911年,父亲在51岁的年纪过世,而彼得当时年仅13岁。

1916年,整个夏天彼得·巴拉克申都是在比金和锡霍特山(即中国所称的老爷岭。–译注)地区度过的。正如他自己讲述的那样,少年巴拉克申有了自己的“德尔苏·乌扎拉”——一位年迈而孤独的达斡里亚布里亚特人。那个暑假,既是与童年的告别,也是与平静生活的道别。哥哥弗谢沃洛德当时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当过志愿兵。此时,彼得·巴拉克申感觉学业就是累赘,他提前参加了中学课程考试,随后前往征兵站。可他并没有被分派到作战部队,而是被派去军校。

1917年2月到5月,彼得·巴拉克申就读于莫斯科的亚历山大军事学校。他曾和其他军校学员一起为二月革命欢呼雀跃。1917年6月,在A.科伦斯基(1881-1970,俄国政治活动家、律师,曾任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总理。–译注)的临别祝福下,他的肩膀佩戴上了准尉肩章。二十五年后,彼得·彼得罗维奇·巴拉克申曾在胡佛图书馆再次遇到这位前总理大人。提及遥远的往事,科伦斯基当即老泪纵横。

军校毕业后,少年准尉还固执而急切地要奔赴战场。他满脑子浪漫的胡思乱想,只有罗马尼亚前线的鲜血和虱子才让他清醒过来。1917年10月,这位祖国保卫者的未来仕途彻底画了句号。可回乡不预示着休息。1919年2月到8月,准尉巴拉克申参与了对抗红军的战斗,他甚至得到一枚铭刻着“奖励英勇无畏”字样的圣安娜勋章(圣安娜勋章是早期是俄罗斯沙皇用来奖励热爱真理、笃信宗教且忠诚的俄罗斯臣民的勋章,保罗一世以后,该奖章正式成为俄罗斯陆军勋章系统中的一种。1797年,该种勋章最终被列入俄国勋章系统,共分为三级,自1815年起分为四级。–译注)。可是,军官巴拉克申并没有特别迷恋与同乡厮杀中所透露出的大无畏的远大前景。他有了是时候告别故乡的想法。1921年年末,巴拉克申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就这一切,他在临终前,在自己的最后一部作品《滨海边区人》中记述了下来,这本书至今没有出版。

在中国漂泊一段时间之后,1923年夏天,巴拉克申乘船从上海前往圣弗朗西斯科。自那时起,圣弗朗西斯科便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同所有移民一样,最初几年,他一直是在为生存拼命。巴拉克申在建筑系读了三年书。他还是个出色的画家,死后留下了几百幅水粉画。但新的理想——新闻业填满了他的心。起初,他出版过俄文报纸《俄罗斯新闻——生活》。后来又创立了《哥伦布大陆》杂志。很快,他初期的几篇短篇小说面世。

1946年,巴拉克申参加了朝鲜战争。他作为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历史学者,记录了大量的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过程。也是从那时开始,巴拉克申出版了自己的文集。

俄罗斯侨民这个主题始终激发着彼得·巴拉克申的创作欲望,直到他生命终结。在描写亚洲俄国侨民的《中国最后的乐章》一书之后,他计划出版新书——记述那些在欧洲找到栖身之所的同胞。遗憾的是,作家只来得及系统地整理出丰富的纪实性素材。即便如此,巴拉克申还是留下了价值无法估量的创作遗产,这些遗产当中,还体现出作家对在滨海边区生活时,少年时代的回忆,以及移民的经验,还有对在异国他乡的俄国人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细致入微的观察。

巴拉克申很长寿,他1990年7月29日在里士满逝世,终年92岁。他丰富的个人藏书作为遗产转交给了出生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弟弟。

作为俄国移民历史学者,彼得·巴拉克申对那些命中注定要相遇、相识的有趣的人的回忆,既新奇又趣味盎然。诚然,歌手和诗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维尔金斯基的名字人所共知。1934年,在法国生活近十年的维尔金斯基决定举行近乎环球性的巡演,并在中国结束这次环球巡演活动。维尔金斯基这次演出的第一站是纽约,随后是圣弗朗西斯科,就是在这里,他和巴拉克申见了面。

1935年5月的一天,临近午夜。恩巴克德罗码头上,一伙人正等待着奥克兰驶来的载客渡轮。纽约来的列车应该已驶抵奥克兰的火车站,再有十到十五分钟,渡轮亦应在圣弗朗西斯科的岸上落客。人群的焦急理所当然。高大的身影,穿着考究,轻薄的大衣搭在手臂上,用过多年、贴着数不清标签的旅行箱。

“这不是马拉夫斯基,”带头人说道,“他是巴拉克申,《俄罗斯新闻生活》报的。”

真是一次幸会。二十余年前,仅凭留声机唱片和那些他的皮埃罗小调的模仿者才知晓这位维尔金斯基,像1917年初次在莫斯科的舞台上得见伊扎·克列梅尔(1887-1956,俄国歌手、歌剧演员。–译注)时一样,当时他已身在荣耀的巅峰,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当年又如何能预料到今日?如今,18年过去,在圣弗朗西斯科的渡轮码头,而非舞台上,眼前是活生生、如假包换、寻常打扮的亚历山大·维尔金斯基,这位逝去岁月的偶像。

“带头人”鲍里斯·阿科尔曼,精明的洛杉矶生意人,的确,屡触霉头当中的精明人,却是个有宏图大略的人,是他让维尔金斯基在美国有机会举办一系列音乐会。是阿科尔曼写信把维尔金斯基从巴黎邀来?还是维尔金斯基到美国后阿科尔曼才做了他加利福尼亚的经纪人?已全然不记得了,可毫无争议的是,阿科尔曼在歌手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阿科尔曼的先辈们祖居敖德萨,他们在敖德萨港口的咖啡馆里,仅凭喝一小杯咖啡的功夫,就既收购、又出售小麦“青苗”、煤矿、金矿。为养活一大家子人,他们还顺便做几个铜板的小生意。像父辈、祖父辈们一样,鲍里斯·阿科尔曼也生活在广阔的商业构想之中。阿科尔曼有不计其数的商业构想(成吨被称作“鱼蛋”的阿拉斯加红鱼子,供应美国市场却因为没有需求而腐臭等等),这些构想塞满了他的破公文包。他身材纤瘦细高,但却有着豁达的灵魂,而在他瘦弱之躯支撑着灵魂的,是他妻子的工厂缝制的领带。而她,丰腴饱满,肩宽臀硕,面颊上的深色毛发修饰着她圣经上拉希尔般黝黑的面庞,还有微萌初显的长鬓角。她个性达观,像他一样善良而敦厚,待他一切惯常的疏忽、失算与不幸,都报以理解的微笑:“鲍利亚又搞砸了。”

和维尔金斯基“搞砸了”没有,不清楚。也许搞砸了。可在维尔金斯基的生活中他是道地的神明。在巴黎,初战告捷之后,维尔金斯基便过上了苦日子。音乐会和丰厚的票房想都不要想;电影院场次间的法国剧目与他无关,演出同样想都不要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些年代,他的法国听众将俄国侨民视为上帝的惩罚。

鲍里斯·阿科尔曼极大地推动了维尔金斯基的生活,在美国,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举办了音乐会。这一切之后,才有了漂洋过海去中国,在那里举办音乐会的可能,且初战告捷,随之在卡巴莱演出成为常态。从1935年到1943年,维尔金斯基如此度过了八年时光,直到他返回苏联为止。

迎接到维尔金斯基之后,阿科尔曼载他到“圣弗兰西斯”,这是圣弗朗西斯科最雅致的酒店之一。自己则和妻子在菲尔莫尔街上一家简朴的旅店住下来。

匆忙检查维尔金斯基的服装时发现,本不多的几件衣服当中,有穿破的,有缝补过的。其他物件就更糟了,周到的经纪人料理了一切所需,从外衣、内衣到鞋子。

1935年5月,维尔金斯基在圣弗朗西斯科苏格兰共济会堂(Masonic Auditorium)大厅举办了第一场音乐会。门票提前销售一空。维尔金斯基的仰慕者和渴望成为他拥趸者的人们盛装济济。

有两件事稍许坏了歌手和经纪人的欣喜之情。音乐会开始前不久,有位从远眺街(Divisadero Street街“DIVISADERO”,西班牙语里的 ‘分裂’一词,那条街一度是旧金山城与普西迪军事基地的分界线。这个单词也可能源于DIVISAR,意思是‘从远处眺望’——附近有块‘高地’,叫远眺山。意即一个可以登高望远的地方。–译注)上一间工作室来的摄影师阿法纳西耶夫邀请维尔金斯基和筹办及协办这场音乐会的人共进早餐,拍摄他以“留作纪念”。音乐会开始前,摄影师及其妻女在剧院休息室的桌子上放置了几百张维尔金斯基的正面、侧面照片,以期“劫取”一笔不错的款项。

维尔金斯基携阿科尔曼甫一来到现场,便看到自己的照片和喜笑颜开的摄影师,他即刻命他们收起这些照片。还有第二件事:音乐会开始前,观察敏锐的目光不可能不发觉休息室内那个逡巡不安地从这一角走到另一角的身影。越是临近头遍铃声,这身影便越发焦躁,又过一刻,不安的身影走到阿科尔曼跟前,宣称音乐会办不成了,因为维尔金斯基的伴奏员、出演高水准音乐会的钢琴师不是音乐家协会的成员。他来此,是作为工会的音乐人代替他。没排演过?您是钢琴师吗?可以等到的答复是,他是否是钢琴师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工会派来的。怎么办?您应当视我为工会的作曲家来支付报酬,可您不会去伴奏的呀!当然不会了。但如果您给我不支付报酬,那音乐会就办不成。我们会撤掉您的钢琴师。

除了对音乐家协会的讹诈作出让步,并且为这位演员的勒索大业支付酬劳,便没什么事可做了。

音乐会取得了巨大成功。维尔金斯基激情高涨,也许,他很久没有受到过这么热情洋溢的接纳了。从他出现在舞台上那一刻起,高挑漂亮的身材,表情丰富的面容、修长的双臂,优美的举止,抑扬顿挫而又柔美啼婉的嗓音,他传递出的迷人乐声,他的“咏叹调”富有魔力的辞藻(一些是他的创作,另一些则是被他借用,顺带冒名为自创)——都令听众欣喜不已。幕间休息的时候,大群妇女排起长队围住他的更衣室,以期更近些看他一眼,碰一碰他的手,聊上几句。

维尔金斯基在幸福的巅峰!他很久没体验过如此令人头晕目眩的成功,没有为他的歌声如此心醉的听众们了。

随之,旧戏重演:首战告捷之后,第二场音乐会收到的门票进项便不足前次一半。第三场甚至没有抵偿支出。毫无疑问,维尔金斯基是位真正的大演员,他有极高的天分,极为律己,对嗓音音调和音色要求苛刻,对歌词、强调的重音、面部表情、手部动作和手势,拿捏得恰到好处,绝不过分。

按照阿科尔曼的计划,应该由生来对伴奏有着特殊敏感的钢琴师谢尔盖·马拉夫斯基为维尔金斯基伴奏。可结果马拉夫斯基被其他合约缠身。在圣弗朗西斯科,为了给维尔金斯基伴奏请来了著名钢琴师K.——一个暂时没有其他演出合约的音乐会级别的人。

出席头场音乐会前的彩排可是件有意思的事。维尔金斯基开场的表演气场十足,粗鲁,显然是大演员所特有的气质——“您给我收起您的那些小把戏吧,所有那些玩意儿和稀奇古怪的东西。我来唱,您跟着我就是。”两个小时,维尔金斯基坚持不懈、有条不紊地多次重复同一个乐句,然后才转到下一个乐句上面。这一点足以表明他的表演能力和专业性。

维尔金斯基有三副面孔——“舞台上的”、“表面上的”和“面对面的”。这位演员的第一副面孔,就如同他穿着皮埃罗的戏装,涂脂抹粉、描眉画鬓,或如身着传统燕尾服,衣襻上别着白色石竹花,从温柔哀婉(《雪青色的小铃铛温婉地向她唱起众赞歌》)演变到怒发冲冠的冷嘲热讽(《就让他那么等待吧》),从讥诮抱怨(《完全不顾及我,她生下两个丫头》)到沉痛悲伤(《您错了,亲爱的朋友》)。

他“装出”的第二副面孔出现在聚在一起的男男女女崇拜者中间。这是一副娇宠的面孔,矫揉造作,热切期盼“展现自己”,吸引他人的注意与喜爱,并委身于崇拜与屈尊。此时,他会使出其演员生涯中积攒多年的所有手腕与诡计:强调装腔作势的举止,玩弄眼神,笑容从高兴滑向忧伤,应情感炽热的女士之邀朗诵起诗歌,那常常是其他诗人的诗句,可他装作那是自己的创作。如果桌子上其他物品之间有盛着色拉的碟子,他便会说,他只吃意大利产的真正的红肠,虽说圣弗朗西斯科的意大利城做的红肠毫不逊色。这样的面孔,在见过两、三次之后,就不会再引起人们的兴致。

第三副面孔则完全不同,那是令人愉悦的,会记忆多年。没了忸怩作态、装腔作势和表演的需要。这通常是伴着一瓶红酒、几块法式面包和荷兰奶酪,“面对面”的时候。维尔金斯基对写下这几段文字的人说到自己。“按身体素质来讲,我该是奇尼泽里马戏团(Circus Ciniselli,1877年成立于圣彼得堡的马戏团。–译注)的摔跤手,顶层楼座观众的偶像。可谁知道,这条路是不是走错了,最初的几首诗发表在基辅的报纸上,参演了轻歌剧,出人意料地响在耳畔的如歌的诗句。开始的成功是巨大的,红遍了全国……还有——柏林,在国外多年。巴黎。”

他讲这些的时候,淡然、温暖,明显沉醉其中。对方回想起他的诗句令他愉悦。“我有一只小老鼠,出人意料的友伴……太阳刚一升起,它便在窗台上/读那墙壁上全部可爱的谎言/崇拜者在绶带上给我写的,都是无稽之谈/讲到皮埃罗,还总说我的善。”

维尔金斯基在巴黎的日常生活中,在作为演员的他来说的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在“有正义思想的人士”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他穿着“粉红衬裤”。把维尔金斯基归属于有某种政治信仰的人,那是大错特错了。他是个演员,一个真正的、有自己风格的大演员。他需要公众、舞台、铺天盖地的海报、成功,需要女人们的膜拜和欣喜若狂。除了巴黎初期的成功,通常在其他地方,从没有过这种情形。召集巴黎的俄国司机和穷困潦倒的诗人再办音乐会是绝无可能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俄罗斯侨民群体当中,是否有醉心且狂热的爱国激情——出现过“回家,回祖国去”运动?有些地方,比如上海,这种运动确有四处蔓延之势。被回祖国的牵挂裹挟的人中,就有认为维尔金斯基属于“浅粉红色”的人。

1936年,加利福尼亚的几场音乐会之后,维尔金斯基来到远东,现身于有众多俄国居民的城市——哈尔滨、天津、上海。他在上海度过了大部分时光。一如既往,在兰心大剧院(Lyceum Theatre)的首场音乐会高朋满座;接下来的进项便一路萎靡。太平洋战争之前,维尔金斯基开了家上流社会时髦的卡巴莱——“白色栀子花”。舞台、黑色天鹅绒、白色钢琴,维尔金斯基、燕尾服,衣襻上的白色栀子花。随着上海开始战事,来了新主人——日本军政府。“白色栀子花”枯萎了,他那些金主——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都进了战俘集中营。维尔金斯基也转战霞飞路(Avenue Joffre,原名西江路,1900年该路曾为法租界所辖,1922年更名为霞飞路,1943年更名为泰山路,今淮海中路。霞飞路Rue Joffre一名来源于一位法国元帅Joseph Joffre,他早年曾作为普通士兵来过上海。–译注)的“文艺复兴”饭店,随后去了简陋的“巴拉莱卡”,还有更低级的地方,被称作“恶地”的酒吧,那是日本人寻欢作乐之处。

从初战告捷,到在饭店伴随着刀叉敲击和餐具碰撞的演出,在中国庸常无为的日子不知不觉溜走了6、7年的光景。可维尔金斯基仍活在演员的世界里,仍希冀着某地会有某种机遇。完全可以假定,他的听众和膜拜者当中有苏维埃的显贵,六神无主的侨民群体中有苏维埃的心灵捕手。一边喝着伏特加和啤酒,一边听着咏唱圣弗朗西斯科的克里奥尔人(原指16至18世纪出生于美洲,而双亲是西班牙或葡萄牙人的白种人,以区别出生于西班牙,后迁徙至美洲的移民。后来这个称谓便有了各种意义,既指外族移居者的后裔,又指几个不同民族间的混血人。–译注)与栖息之所,又一边听着伊雷妮公主(1866年7月11日-1953年11月11日,即伊雷妮·路易丝·玛丽亚·安娜,Irene Luise Maria Anna,路德维希四世的女儿。1888年与德国皇帝、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的次子、表兄海因里希王子结婚,育有三子。–译注)和小媳妇的故事,他们怎么会不深感并期盼“这正是我们需要的人”。

不管怎样,维尔金斯基别无选择。1943年,也就是俄国侨民大批离开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的前三、四年,维尔金斯基回到了故土,对他来说,那里却成了一片肥沃的牧场。

他在莫斯科的第一场音乐会是在1944年12月27日。苏联媒体的报道中讲到,是苏联政府允许维尔金斯基回国的。也是在这篇报道中说,“他在高加索过了夏天”,这只能说明一点——“不是去矿泉疗病去了,而是为了强化改革方针”。

公开音乐会之前,为精挑细选的他艺术的拥趸者——内务人民委员部成员、卢比扬卡的达官显贵和苏联政府的其他主宰们举办了一场非公开的演出,这既是为“灵魂”,也是为检验政治上的可靠性。

首场公演之后,维尔金斯基成了苏联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将这个国家与从前割裂开的几十年,就像从没经历过一样。同样的军装、将军服上相同的镶边,还是那个维尔金斯基,新时代的偶像。他到处演唱。……成功相伴其左右。维尔金斯基优雅的身影,他那贵族气质下大师般的技巧给苏维埃的普罗大众营造出神奇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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