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秋天，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至上海。这里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人口稠密，利于隐蔽，加上租界情况复杂，便于设立掩护机关，开展秘密活动。上海又是中国的诞生地，党的工作一直未间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但同时上海也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中心和反动派政治、经济、外交的重要阵地，不仅驻有外国的海、陆军和租界巡捕；还驻扎着大批方面的军、警、宪、特机关。此外，上海还有以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为首的流氓势力，遍布上海大街小巷。
为了在如此严峻复杂的环境下保卫中央的安全、搜集情报等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专事隐蔽战线工作的机构——中央特科正式创设。中央特科下设三科:一科为总务科，专门服务于中央机关；二科为情报科，负责搜集情报、侦获敌情;三科就是专门惩办特务和叛徒的行动科。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红队”，也被称“打狗队”。
“红队”成立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打击特务、铲除叛徒的行动。出卖“农动大王”彭湃等一批优秀军事干部的白鑫；出卖中央组织部部长罗亦农等人的何家兴、贺治华等人，无一例外的被“红队”及时铲除。一时间，中央特科的威名使上海的特务、叛徒们闻风丧胆，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1931年3月底，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兼行动科科长顾顺章被捕叛变，使得特科的工作一度受到挫折，但随着经验丰富的员邝惠安被任命为行动科科长，立即开始了强力的反击；中统上海区区长史济美、上海警察局总督察王勇华等一批穷凶极恶的刽子手被迅速铲除。
史济美等人的死遭到了敌人的疯狂报复，从中统北方工作局调任上海区区长的韩达发誓一定要把“红队”队员“一个个绞死”。1933年11月6日，中统伙同上海市警察局于南市小东门中央旅社逮捕了地下党员陈香萍。在严刑拷打下，陈香萍自供是“红队”成员。依据陈的供述，中统特务们与租界巡捕联手，展开了大搜捕，多把手枪等武器被敌人收缴，一批“红队”队员被逮捕，并以“杀人罪”及所谓“危害民国”罪名判处死刑。
此后，敌人又把全部精力放在搜捕中央特科行动科主要负责人邝惠安身上。正当特务头子韩达及手下特务们一筹莫展、无计可施之时，1934年11月底的1天，早已向他们秘密自首的地下党叛徒张阿四突然跑来告密，并带领特务们来到了邝惠安隐蔽的地方将其逮捕。几乎就在同时，敌人继续扩大抓捕范围，将“红队”的孟华庭、赵轩、陈玉明、陈杰明等人一一逮捕。到傍晚，30名“红队”的队员全部被捕，并押往戈登路巡捕房。
至此，鼎盛时期曾经有9个分队40多人的“红队”全军覆灭，包括主要领导人邝惠安在内的37人被以“谋杀罪”引渡给淞沪警备司令部。1935年2月春节前夕，邝惠安等4人被执行绞刑，其余的也都被判处重刑，受尽折磨。至此，这个最早期的情报保卫组织，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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