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23日，在纳粹占领的罗马，游击队员袭击了德国警察，造成33名德国人伤亡。不出24小时，德国人便展开报复，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废弃采石场，杀害了335名囚犯。十命抵一命，这就是罗马的阿尔帖亭大屠杀。
事件的真相被流行的信念，以及充斥着无知与误传的叙事遮蔽，这些叙事把责任颠倒过来，并不指责德国人实施了大屠杀，反倒指责游击队员造成了大屠杀。
那些同教会和天主教界关系密切的媒体和消息源，将同政治右翼一道扮演主要角色，多年来不断固化这种印象，使其渗入公众想象的血脉，毒化人们对这一事件，以及对抵抗运动、对共和国的身份与起源的记忆。而这正是纳粹报复行动真正的、长期的成功之处。
1944年3月25日，罗马的报纸刊登了一则来自国家通讯社的公报，由驻罗马的德军司令部于前一天晚上10点55分发布。内容如下：
1944年3月23日下午，犯罪分子发动袭击，往沿拉塞拉路行进的德国警察队伍投掷炸弹。三十二名德国警察罹难，另有数人受伤。这次卑怯的伏击由巴多利奥-分子实施。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以弄清这一犯罪行为在多大程度受到英美煽动。
德军司令部决心粉碎这些残忍的匪徒行径。没有人可以破坏德意两国的重新合作而不受惩罚。鉴于此，德军司令部已下令，凡一名德国人被杀，就会有十名巴多利奥-罪犯遭枪决。命令已经执行。
1944年3月23日，在纳粹占领罗马期间，与有联系的地下抵抗团体“爱国行动组”（GAP），袭击了一支德国警察分队，造成三十三名德国人伤亡。不出二十四小时，德国人便展开报复，在阿尔帖亭路的一个废弃采石场—即后来的阿尔帖亭洞窟，杀害了三百三十五名囚犯。翌日，梵蒂冈官方报纸《罗马观察报》刊登了德国通讯社的公报，连同一则社论：“面对这样的事件，任何诚实的灵魂，出于人性和基督徒的情感，都会深感痛苦。一边是三十二名受害者，一边是三百二十人为逃脱逮捕的罪犯而牺牲……我们并不想加入争端，而是想超越其上……恳请不负责任的各方尊重他们无权牺牲的人的生命，尊重注定会被殃及的无辜者，也敦请需要负责的人明白他们对自己、对他们应去守护的生命、对历史和文明的责任。”
民众的信念，加上记忆因受大众报刊、媒体、教会和保守势力操弄而发生政治性歪曲，催生了一种被广泛采信的叙事，即德国人本来要求游击队员自首，只是后者并未照做，他们才进行的报复。这种叙事反过来又滋生了大量针对相关游击队员以及整个反法西斯斗争的诋毁。然而，上文援引的德军新闻稿表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并在战后的审判中得到那些纳粹指挥官不情愿的确认：报复是在袭击发生后不到二十四小时内进行的，而且是在完成之后才宣布的。并没有要求游击队员自首，也没有给予他们这么做的机会，更不必说真的花力气去搜查所谓的“罪犯”。
半个世纪以来，所有这些在档案和出版物中都已是公开记录。然而，事件的真相却被流行的信念，以及充斥着无知与误传的叙事遮蔽，这些叙事把责任颠倒过来，并不指责德国人实施了大屠杀，反倒指责游击队员造成了大屠杀：如果不是他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不是他们没有去自首以防止报复，大屠杀本不会发生。这种叙事之所以很难抗拒，是因为它具有一种反主流叙事的吸引力，让人们在抵抗运动作为共和国建国运动这一官方故事之外有了可替代的选择，同时它却利用了在国家公共生活中远非边缘或次要的制度性力量，包括政府机构、政党和媒体。所有这一切被一个常识性的信念焊接在一起：一个人不会连肇事者都没有试图去找，就对三百三十五名无辜者实施报复。
在此意义上，《罗马观察报》的社论是个典型。它用“受害者”（德国人）和“罪犯”（游击队员）这类字眼，把袭击描述为犯罪行为，而在阿尔帖亭洞窟被杀的人只是“被牺牲”。
《罗马观察报》的社论还给人一种印象，即德国人在决定实施大屠杀之行前曾试图逮捕罪犯。他们并没有—但我不知道教会方面是否对此有过任何更正或修改。罪责从纳粹刽子手向“卑怯”和“不负责任”的游击队员身上转嫁，由此滥觞。而那些同教会和天主教界关系密切的媒体和消息源，将同政治右翼一道扮演主要角色，多年来不断固化这种印象，使其渗入公众想象的血脉，毒化人们对这一事件，以及对抵抗运动、对共和国的身份与起源的记忆。而这正是纳粹报复行动真正的、长期的成功之处。
在萌志写作本书的那天，我向一位朋友提到阿尔帖亭洞窟。这位非常聪明、受过高等教育、毕生都在从事左翼活动的女性的反应是：“我只是在私底下问你，换别的地方都不会说：他们为什么不去自首？”我的朋友不知道，袭击和报复的消息是在大屠杀实施后才发布的，因此德国人并没有提出自首的要求，而游击队员也没有自首的机会。她也不知道，在1950年代的一桩案件中，法庭曾宣布参加袭击的游击队员无需对德国的报复行为负责（最高法院于1999年春作出了类似判决；这种指责一直在流传）。
事实上，我本来也不知道，如果不是前党卫军上尉埃里希·普里布克这位纳粹刽子手在阿根廷被指认，随后于1994年引渡到意大利，并于1998年被判处终身拘禁，使得争议再次爆发。我从未赞同游击队有罪的理论，不过本书的缘起，部分在于我很好奇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也受制于这种深深扎根于常识的错误信念。
1997年11月的一个星期六上午，在阿尔帖亭洞窟安放受害者遗体的地下墓室，我无意中听到一群老太太的对话。她们先是参观了附近的热门圣地神爱殿（Divino Amore），慰藉了自己的虔诚，然后来到洞窟，为眼前所见深受触动。然而她们坚信纳粹只是“奉命行事”，对游击队员则愤恨不已：“然后他们把金质奖章颁给了在拉塞拉路安放炸弹的人，可对我来说这个人该枪毙。因为倘若他真的是英雄，他会挺身而出说，‘放过这些人，冲我来，我才是你们要的人’。”
一位叫萨拉·莱奥尼的学生曾到我在罗马大学的办公室找我，告诉我一件奇妙的事：“那些在拉塞拉路扔炸弹的人里，有一个叫卡拉·卡波尼的，借宿在我祖母家。于是他们不停地告诉她，你得去告发，否则会有两百人被杀。她却决定不这么做。”这个故事纯属子虚乌有，就如同其他许多故事一样，旨在增强叙述者对历史上某一重要事件的亲身参与；而且在讲到游击队在离开拉塞拉路之后的行动时，它远远不是唯一犯错的（顺便提一句，炸弹不是“扔的”）。后来，萨拉·莱奥尼的姑妈解释道，那个在拉塞拉路事件前后同她父母待在一起的人，其实是卡拉·卡波尼的母亲。不过她也说自己还记得，当时就游击队员是否需要自首有过激烈的讨论。
贝卢斯科尼政府副总理詹弗兰科·菲尼是后法西斯的民族联盟党书记，并作为发起人推动意大利右翼正式脱离其法西斯起源和身份，他解释道：“哪怕那些曾在社会共和国［1943—1945年墨索里尼在纳粹扶植下建立的政权］里战斗过的，直至最后仍是法西斯主义者的老家伙，也认为这样的袭击行动是合法的。被视为卑怯的是他们没有去自首这一事实，尽管每个人都知道后果，因为大家都知道报复法则。”地下游击队“爱国行动组”成员、拉塞拉路袭击事件的组织者之一马里奥·菲奥伦蒂尼则评论道：“在罗马，你要是向十个人问起拉塞拉路的事情，大概会有三个人理解和支持爱国行动组，两个人不知该说什么，还有五个人反对。”这种民意状况是基于几项广泛传播的假定：报复是自动的，因此游击队员应该能预料到；如果游击队员自首，这一切本可以避免；行刑者对屠杀没有责任，因为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如此一来，在拉塞拉路被杀的德国士兵和在阿尔帖亭洞窟遇害的人们，似乎同为游击队的受害者—正如朱塞佩·法布里尼雄辩地指出的，他们都是“养家糊口之人”。
也许可以说，在拉塞拉路和阿尔帖亭洞窟的故事中，最极端的右翼话语同中庸的常识实现了无缝对接，这样的融合使得关于阿尔帖亭洞窟的流行但错误的叙述令人深感不安。
不必奇怪民间诗人会唱到拉塞拉路和阿尔帖亭洞窟，唱到罗马涅大道（抵抗运动的男男男女在那里受尽法西斯的折磨）或者塔索路（他们在那里被赫伯特·卡普勒及其副手埃里希·普里布克指挥的党卫军关押和拷打）。由于受害者人数众多，加上围绕他们的记忆存在着无休的争议，阿尔帖亭洞窟已然成为罗马记忆和情感中的一个开放性伤口（open wound）。只要划开记忆的表面，故事就会涌出。罗马到处是这样的故事，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触及所有的罗马人。我几乎不用走出办公室，就能从学生和同事那里，收集到许多与萨拉·莱奥尼的家庭神话不一样的故事。
我从同事和学生那里，以及后来在整个城市听到的故事，许多都是家庭叙事，先蹭历史事件（“我在那里”或者“我父亲在那里”），继之以脱险的经典叙述：“我家里一直流传着这种说法，我爸爸说那天他就在那前后脚经过拉塞拉路；他听到了尖叫声，但不明所以，直到后面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认识的许多人都在不停地回放这部电影：‘你瞧，那人在我前头也许就比我多走了二十步，然后在他们封路的时候被带走了，我还活着真是个奇迹。 ’”（安东涅塔·萨拉奇诺）
万达万达·佩雷塔 佩雷塔 阿尔帖亭洞窟对外开放时，我母亲抓住我们三个小女孩的手，把我们带到了那儿。当时还不是现在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它一直是某种非常柔软的东西。因为地面很柔软，因为有沙土，你走在柔软的地面上，就像走在一张大地毯上。空气中还有晚香玉软绵绵的香气，从那时起我再也受不了身边有这种花，因为我想我从中闻到了阿尔帖亭洞窟里的死亡的气味。
最后，有的叙述者还描述了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一个人可能对发生的事情缺乏具体的了解，但无论如何他还是会知道，因为他生活在罗马，生活在那个街区，每年都会有一些仪式什么的，不断的纪念让它免于沉入忘川。我住在Eur区［附近］，所以经常从阿尔帖亭洞窟旁经过。我记得，作为一个孩子，我自然要问那是什么。我还记得自己曾被带到那里，当时我还小，真的是被眼前可怕的景象吓到了，那么一大片都是坟墓。”（阿莱西娅·萨尔瓦托里）
三百三十五人意味着三百三十五个家庭的三代人，既包括近亲，也包括远亲；因为每个受害者和每个幸存者都有朋友、同事、党和工会的同志、同学、教友和邻居。阿尔帖亭洞窟的故事如同一连串的同心圆，可以不断外扩，直到辐及整座城市。只有在那些家里是在战后一代移居到罗马的郊区年轻人中，我才发现这个故事不为所知，或者只是学校历史书中的一个模糊的细节。换句话说，谈论阿尔帖亭洞窟及其记忆，就是在谈论罗马。
安东尼奥·帕帕加洛，跟他的叔叔彼得罗·帕帕加洛神父、他的朋友兼导师焦阿基诺·杰斯蒙多（两人都在阿尔帖亭洞窟遇害）一样，来自同一个南方小镇，他说：
“在阿尔帖亭洞窟，你会发现我的父亲［一位空军将军］，但你也会发现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你还会发现神父、工人、文员、军人、宪兵—你刚才说的也许是对的，阿尔帖亭洞窟是整个意大利悲剧的象征，因为那里聚集了一切，代表了一切。它不过是罗马街上到处都在发生的事情的象征。”（薇拉·西莫尼）在阿尔帖亭洞窟遇害的有天主教徒、犹太人和无神论者；有的没有政治背景，大多数人则有不同的政治理念：各类者、社会党、自由党、行动党、基督教和君主派。有军人，也有平民；有贵族、小贩、体力劳动者、商人和律师。一些人是抵抗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并且不惜抛头颅；有些人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而被随机围捕。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没有放弃他们的犹太身份和信仰，或者干脆是为了凑数，而被列入其中。意大利民主的“奠基人”之一维托里奥·福阿写道：“每当想起阿尔帖亭，我的灵感几乎是自然主义的：生命线的统一、汇合……他们杀害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非因为他们的思想或行为；他们杀害反法西斯主义者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或行为；他们杀害与抵抗运动无关的人，只是因为他们是数字，需要用来填补配额。”罗马的每个街区、郊区、贫民窟—特拉斯泰韦雷和蒙泰萨克罗，托皮尼亚塔拉和特里翁法莱，波蒂科多塔维亚和琴托切莱，泰斯塔乔和拉斯托尔塔—都有人死于阿尔帖亭洞窟。有很多人是在这座城市出生，但罗马也是一个人们从很多地方来到这里的地方，而在阿尔帖亭洞窟里，可以看到始于意大利其他地方（阿布鲁奇、普列、都灵、罗马的山区）和外国（卢森堡、匈牙利、土耳其和乌克兰）的生命的终结。
罗马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却是一座相对较新的首都，正如意大利是一片古老的国度（country），却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nation），作为民主国家甚至要更年轻。直到1870年，罗马仍是教皇国（包括意大利中部的大部分地区）的首都。而意大利的其他地区被分割成小国和外国属地，只是到1861年才在前撒丁国王的领导下实现统一和独立。直到1870年意大利军队才进入罗马。而教廷要到1929年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达成协议，才承认新的事态；从那时起，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系统地干预了意大利的政治。在社会冲突、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的殖民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性经历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的、民主的意大利，随着1922年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而出现了戏剧性的迂回。虽然法西斯政权延续和加速了意大利生活的某些方面的现代化，但它监禁和流放政治反对派，废除言论和新闻自由，破坏工人阶级的组织，并使得民众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变得更糟。与此同时，它通过蛊惑人心的家长式政策，制造意大利是一个恢复了罗马帝国荣耀的大国的假象，来寻求人们的认同，并且不时地取得了成功。
在这段时间里，反法西斯的地下组织在国内和流亡者中都很活跃：、社会党和行动党（一个受社会主义影响的激进自由主义团体）是最有组织的反对派，但自由主义者和一些天主教徒也保持着异议。对法西斯政权的支持在占领埃塞俄比亚后达到顶峰，但在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结盟，以及1938年歧视犹太公民的种族法颁布之后，这种支持开始退潮。
1940年意大利加入战争后，意大利军队在北非的失利、在俄国战役中的灾难性参与，盟军在西西里岛和萨勒诺的登陆，战争对生活条件的影响，以及的加强，消解了民众对政权的信心。1943年7月19日罗马遭到空袭，使得法西斯政权走向了尽头。墨索里尼被赶下台；彼得罗·巴多利奥将军的新政府于1943年9月8日与盟军签署了停战协议（几个月后，意大利加入了盟军一边）；同一天，德国人占领了罗马，并开始控制意大利的中部和北部地区。在德国人的指使下，墨索里尼建立了所谓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RSI）。
在德国人接管后，对德国占领和墨索里尼傀儡政府的抵抗也随即开始。9月9日至10日，罗马军民在圣保罗门的战斗,拉开了一场大规模斗争的序幕，这场在山上和城市展开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45年4月25日宣布解放。抵抗运动由民族解放委员会（CLN）协调，该委员会涵盖了大多数反法西斯政治党派：、社会党、行动党、基督教、自由党和其他小团体。效忠于国王和巴多利奥政府的军事人员（因此被贴上“巴多利奥分子”的标签），则通过秘密军事阵线（FMC）参与抵抗运动；持不同意见的者和左翼人士则创建了意大利运动（PCI）—“红旗”。
虽然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政治领导权是共享的，但实际的战斗主要由和行动党组织的队伍进行（分别被命名为“加里波第旅”和“正义与自由”）。正如历史学家克劳迪奥·帕沃内表明的，抵抗运动结合了三场不同但有重叠的战争：一场摆脱德国占领的民族解放战争，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战争，以及一场反法西斯分子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支持者之间的“内战”。德国对罗马的占领持续了九个月，从1943年9月8日到1944年7月4日。这是一个充满饥饿、恐惧、盟军的轰炸、和大规模驱逐的时期，以驱逐犹太人（从1943年10月16日开始）和阿尔帖亭洞窟大屠杀为顶点。在这段时间里，游击队运动一有机会就打击德国人，特别是通过由组织的地下小分队“爱国行动组”。爱国行动组最成功的行动是1944年3月23日在罗马市中心的拉塞拉路袭击了一支纳粹警察分队，造成三十三人伤亡。第二天，德国人在阿尔帖亭洞窟进行报复。战后，领导了抵抗运动的民族委员会各政党，联合组建了意大利政府。1946年的公投结束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1948年，新宪法获得批准。就民主而言，这是西方国家中最先进的宪法之一，其基础是建立在抵抗运动经验之上的参与性的、平等主义的民主概念。然而，与此同时，在美国方面的影响之下，和社会党被排挤出政府联盟。自左翼在1948年的选举中失利之后，基督教一直执政到1992年因受到腐败指控而解体。成文宪法的反法西斯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被冷战和天主教会的影响掩盖；宪法的许多规定从未得到实施。
整个1950年代，是左翼让抵抗运动依然活在记忆之中。这既是因为左翼赞同抵抗运动的民主精神，也是因为抵抗运动使得和社会党可以合法地自居为民主共和国的共同缔造者。1960年代后，中左翼政府（基督教和社会党联盟）收回了抵抗运动作为国家基础的叙述。然而到那时，对抵抗运动的记忆已经沦为一种爱国的仪式，其激进的、参与性的信息被掏空了。确实，进步人士和左翼的舆论也普遍认为意大利的体制太过民主，以至于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政府。当以贝卢斯科尼为首的，包括意大利社会运动党（后改名为民族联盟党）的新法西斯主义者在内的右翼联盟赢得1994年的选举时，修改宪法的运动得到了历史修正主义的支持，该主义试图挑战抵抗运动作为意大利国家基础的意义。2002年，贝卢斯科尼政府宣布要着力清除掉历史教科书中的反法西斯“偏见”。这一背景更加凸显了阿尔帖亭洞窟的历史和政治意义。一方面，大屠杀被铭记为德国人在本国首都犯下的最耸人听闻的战争罪行，堪称最能象征着纳粹占领的残酷性。另一方面，今天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游击队、反法西斯话语，其中一个强有力的因素，便是这一神话性叙事，即指责抵抗组织带来了大屠杀而没有阻止它。
如果在互联网上搜索“阿尔帖亭洞窟”，你会看到一个旅游信息网站，上面有一个关于该遗迹及其历史的英文页面。它是这样开头的：“1944年3月23日，一枚炸弹在拉塞拉路爆炸，炸死了三十二名德国士兵。德国决定报复，每死一个德国人就杀十个意大利人偿命。”人类学家布鲁斯·杰克逊说，故事生成了它们自己可以接受的现实的边界：在故事开始之前，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发生，在故事结束之后，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叙事的开端扰乱了秩序，而结局则恢复了秩序。当大部分关于拉塞拉路和阿尔帖亭洞窟的历史文献都将其视为一个单一的、自我封闭的事件，本书的目的则是质疑这一路经。首先，我将试图证明，游击队在拉塞拉路的行动跟纳粹在阿尔帖亭洞窟的大屠杀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两个。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但也问题重重。其次，我将试图表明，二者是一系列事件的一部分，这些事件并非从拉塞拉路的爆炸开始，也不是以党卫军引爆洞窟，以埋葬受害者的尸体而告终。
故事之所以不是从那里开始的，因为受害者的故事不是从那里开始的。而且，拉塞拉路事件虽然确实是游击队在罗马进行的最引人注目的行动，但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它并不是第一次行动，甚至不是第一次导致德国人伤亡的行动。然而，之前的袭击都没有引发自动报复。
故事之所以也不是在那里结束的，因为阿尔帖亭洞窟不是纳粹在罗马实施的唯一的，也不是最后的大屠杀。在这之前和之后，有七十二名政治犯在布拉韦塔堡遇害；1943年10月23日有十名男性在彼得拉拉塔遭到处决；十名妇女因从奥斯蒂恩塞的一家面包店拿面包而被定罪；1944年6月4日罗马解放这天，有十四名囚犯在拉斯托尔塔被撤退中的德国人杀害。在哪一种情况下，都不存在游击队的“挑衅”来为德国人提供犯罪的“动机”或者“正当依据”。而且我们不应忘记大规模驱逐以及由此造成的数千人死亡：1943年10月16日，一千二百名犹太人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出境，接下来的几个月，又有八百名犹太人受到同样的对待，只有极少数幸存下来；数百名宪兵也被驱逐；数千名身强体健的男性被从街头带走，送到德国和前线月，夸德拉罗工人阶级街区的七百名男性遭到逮捕，并被驱逐。还有所有其他的战争面孔：空袭、饥饿、逃兵、躲避法西斯征兵的人、露营的难民、宵禁。故事并没有以大屠杀后的秩序恢复结束，最主要的是因为，阿尔帖亭洞窟不仅是那么多故事通往的地方，也是无数其他故事出现和衍生的地方。这是一个公众围绕意义和记忆展开斗争的故事，斗争不仅在符号、牌匾、铭文和仪式上，也依然在媒体和法庭上进行：关于这个“丑陋的故事”的审判和诉讼在半个多世纪后仍在继续，人们依然为此不惜动起拳脚来。更让人痛苦但几乎总是无声无息、不为所知的，是那些受害者遗属—他们的父母、妻子、子女、孙子女和兄弟姐妹—的生活和情感中弥漫的重负和紧张。书写公众对大屠杀的哀悼史，就是去重新读解半个世纪以来政治气候的变异，从冷战到1960年代再到盛行修正和否定的当代；书写私人哀悼的故事，就是去试图理解大屠杀之后生活如何能够继续下去。阿尔帖亭洞窟的历史，如罗伯特·卡茨出版于1965年的开创性著作的书名所说的，正是“死于罗马”的历史，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因为它是这座城市（包括其机构和居民）如何阐述（有时一致，经常是相互冲突或无视）这一由荒谬而残暴的个人之死组成的大规模死亡的意义的历史。
二十三岁的阿达·皮尼奥蒂结婚才几个月，丈夫和其他三个亲人就在阿尔帖亭洞窟遇害。据了解，他们无一人参与抵抗运动，只不过在袭击当天，恰巧出现在拉塞拉路附近。她说：“在1944年的事情发生后的那些日子里，没人去谈论它，也没办法谈论。我工作了四十年，即使在办公室，每当他们问起我一些事，大多数时候我都不会说什么—因为他们总是这样反应：哦，就怪那个放置炸弹的人。我装作没听见，因为他们的反应总是一样的：这不是德国人的错，错在放炸弹的人。他们会说，如果他自首了，德国人就不会杀他们。但哪里有这么说，哪里有这么写？德国人什么时候这样说的？什么时候？他们没有说一个字，没有贴任何布告—他们是事后才这样做的，在已经杀掉了三百三十五人之后。因为我们每天都有在关注整桩悲剧；我告诉你，当我们在报纸上读到那篇报道时，我几乎昏过去，而我嫂子就在我身边。你甚至不能和她讲道理，因为她说：什么，你在为那些放炸弹的人辩护？我没有为任何人辩护，而是事情就是这样，你没法颠倒。”
现在，阿尔帖亭洞窟事件既是实际发生的，又是被热切地回忆着、矛盾地叙述着的。关于它的书籍已经出了很多，各式各样的都有，以至于我们不免会想，用华盛顿·欧文的话说，它已经被大量的历史学家弄得不可认识。我不打算加入他们的行列，所以本书不包含任何对新事实的揭示或发现。就事件的实质顺序而言，我依靠的是现有学术研究的怀疑论和结论。除了受访者提供的一些个人文件，我的文献资料是书籍、论文、新闻报道和法庭记录，这些都是以前出版过的，可以现成获得。我使用它们主要是为了建立一个成问题的但貌似合理的事件框架，对照这个框架可以衡量和检验记忆与叙述的创造性。
在当下这样一个时刻，这就更有必要了，因为关于记忆的斗争，已不仅涉及历史学家之间的辩论或者派系之间对过去的指责，也成了我们的共和国和我们的民主（它们正是从那些事件中产生的）的认同或存或亡的基础。